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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历代人口发展考索


发布时间:2009年09月23日

 作者 来学斋

 

     洛阳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它是我国古代王朝建都最多的一座城市。因此,对它历史的研究引起了颇多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然而有关洛阳自古以来的人口发展概况问题前人不曾作专题研究。笔者不揣翦陋,试将洛阳历代的历史人口作一考查,不当之处跂待万家指正。

 

 

 远在很早以前,洛阳一带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是人类生息、繁衍的理想之所。考古工作者在西工凯旋路发现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从出土的象牙化石的程度分析,此处遗存距今约5万年前,说明至迟在这个时期,洛阳已有人类活动了。到了距今约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洛阳已成为人类活动的中心地域之一,在伊、洛、瀍、涧河流域沿岸的台地上,分布着十分稠密的氏族村落。先民们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以自已辛勤的劳动,于创造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的同时,又加速了人类自身的生产,使洛阳逐渐成为人类的聚居地。

 夏、商、周三代,洛阳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是我国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公元7 70年,平王迁都洛邑,迁来大批军队和王室成员、殷贵族于洛,其时人口渐增。至周襄王二年(650),洛阳约有人口1 1.7万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1 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及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是全国著名的经济大都会,商业兴盛,人口众多。到战国末的子楚元年(2 4 9),吕不韦被秦任为相国,封为文信侯,食邑洛阳十万户,表明此时期洛阳及附近约有人口50余万。 秦统一全国后,洛阳人口的发展还维持在战国时的规模和水平,到秦末战争,人口严重锐减。曲逆(今河北完县东南)在秦时原有3万户,秦末仅剩5千户,而刘邦路过却惊奇地说:壮哉县!吾行天下,独见洛阳与是耳!”说明洛阳经战争后,其人口数量与之相差不多。

 西汉立国之初,为稳定统治,高祖刘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招抚流亡,鼓励开荒,使因秦末战乱而逃聚山泽的一部分人口返回故里,重新生产。文景世流亡既归,户口亦息,到一百四、五十年后的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洛阳所在的河南郡辖县22.户276444,口l740279。据《汉书·地理志》所计口数及近人测算该郡的土地面积(11250平方公里)来计,河南郡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达l 55人,是当时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洛阳为这一地区的中心城市,《史记·货殖列传》上说当时洛阳富商大贾,周流天下。除首都长安外,洛阳与临淄、邯郸、宛和成都并称为5大都市。特别是洛阳之伊洛与河东、河内处全国的中心,又邻近京师,其繁剧”(“指户众,指政事、税入多),仅次于三辅。这一时期,洛阳有户52839,以每户6.3人口计,注人口则有332886人,约占河南郡总人口的20%。

 西汉后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战争和土地兼并造成大批农民流亡和沦为奴隶,加上水、旱、蝗等自然灾害连年不断,使之人口减少。时洛阳及以东地区“米石二千,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洛阳所在的河南郡人口或死亡或流徙,损失十分严重。

 东汉建国初年,全国户口锐减,光武帝不得不裁并400多个县,河南尹辖21个县,比西汉时少了一县。永和五年(140)河南尹有人口l010827人,人口密度由西汉时的l55人下降到90人,每平方公里减少65人。由于东汉洛阳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人口发展规模及数量超过西汉。永元十二年(100)在都城定居的人口达51万。经80余年后的汉末,洛阳战乱迭起,人口发展跌入底谷。东汉末年军阀连年混战,洛阳人民遭到极其严重的祸害。及灵帝遭黄巾,献帝即位,而董卓兴乱,火焚宫庙,劫御西迁,京师萧条,豪杰并争。郭汜,李榷之属,残害又甚,是以兴平、建安之际,海内凶荒,天子奔流,白骨盈野。董卓倒行逆施,在洛阳城大肆烧杀掠抢,使繁华的京都变得满目疮痍。董卓在西迁长安时,“烧洛阳城外面百里。又自将兵烧南北宫又宗庙、府库,民家,城内扫地殄尽”,接着又“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故当汉献帝由长安再回洛阳时,“宫室烧尽,街陌荒芜,百官披荆棘,依丘墙间……饥穷稍甚,尚书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饥死墙壁间”。大量人口或死亡,或流徙,“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旧京(洛阳)空虚,数百里无烟火。献帝初平年间到建安之末,三十年中,百姓流散,死亡略尽王粲《七哀诗》的出门无所见,白骨敝平原;曹操的《蒿里诗》;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皆描绘出凄惨、悲哀的景象。

 史不绝书的记载,无非是形容东汉末年人口骤减的严重程度,但不能说明实际减少的数字。《三国志》卷l 4《魏书·蒋济传》载,中原十二州所剩人口,不过汉时一大郡,此显有些夸张,再者董卓西迁洛阳人数百万口,也不符合实际。河南尹总人口也只不过有百万余口,不可能将河南尹的全部人口西迁长安。至于洛阳城内人口更没有达此巨数。应该说洛阳在这次战乱中首当其冲,人口损失更为严重。繁荣一时的帝城顷刻间化为一片废虚,洛阳附近的耕地鞠为草茂,满目荒芜,以致粮食奇缺,饥馑连绵。为寻其生路,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一带人口纷纷向南迁移。其方向由黄河流域向南而至淮南,由淮南而至江南等地。其中由中原,河淮地带流徙入江南的一支是当时最大的迁徙潮流,这种局面直至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形势形成后才逐渐低落。

 

 

 三国时期,使洛阳经济和人口得以较大改观主要得力于曹魏屯田。首先为充实因战乱而损失的人口,统治者迁外地人口入洛阳。建安二十年(215),曹操占领巴东、巴西两郡后,令杜袭迁汉中民8万余到洛阳和邺。魏灭蜀后,又将蜀人3万余移于洛阳及关中。据《三国志魏书·钟繇传》载:自天子西迁,洛阳人民单尽,繇徙关中民,又招纳亡叛以充之。数年间民户稍实。太租征关中,得以为资其次,为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增加租税收入,以充实国力,供应军需,为统一全国建立物质基础,开始在洛阳等地招募流亡的农民实行屯田。

 屯田的分布,有据可查的有洛阳、宜阳等十几处。洛阳在曹丕建都于此时,还是“都畿树木成林”。王昶为洛阳典农时,“斫开草菜,勤劝百姓,垦田特多”于是农民由恢复走向发展,人口电增加起来。到齐王芳任典农时,洛阳又成了“其民异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四()会利之所聚的繁华大都市。    继民屯后军事屯田也开展起来。国家建立士家制度,为士兵设置户籍,即以后所谓的军籍户。曹魏政府恐士逃亡,还把士的家属集中于洛阳等地,作为人质,加强控制。《三国志·魏书·辛毗传》载,文帝曹丕黄初元年,迁冀州士家5万户于洛阳,如以每士的家属有口人计,迁来洛阳的人口数不下20万。

 曹魏洛阳屯田实施的结果,虽然是以广大人民付出辛勤血汗为代价的,但它毕竟使中原州里萧条的残破局面有了改变,人口也得以增殖和发展。自寿春(安徽寿县)到京师洛阳一带,原来是军阀混战的中心,城市、田园化为废墟,民户丧亡,赤地千里。实行屯田后,出现了“鸡犬之声,阡陌相属”的繁荣景象。据景元四年统计,魏辖州口,有户663423,口4432881,每州平均计户55285,口369407。以此为基数来推估洛阳所在的司隶州有口约在50万左右,其中洛阳人口当不下30万。

 西晋政权于公元265年在洛阳建立后,结束了三国分裂、战争的局面,实现了短期的统一,故西晋前期,社会安定,户口有所增加。太康元年洛阳所在的河南郡统县口有户ll4400,以每户6.57人计,约有人口751608人。在全国人口减少的情况下,洛阳及其附近人口有所增加,一方面说明曹魏在洛阳屯田时蓄积了大量人口;另一方面洛阳作为西晋首都又吸引了不少的机械迁入人口。

 统一安定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仅在统一后的十余年,就发生了八王之乱永嘉之乱,洛阳又陷于分裂、混乱的状态。八王之乱中的八王之一,河间王颙的部将曾一度攻人洛阳,大掠洛中官私奴婢万余人,而西还长安。洛阳附近的战乱,使少数民族长驱直入,帝京(洛阳)寡弱,狡寇凭陵,遂令神器劫迁,宗社颠覆,数十万众,并垂饵于豺狼。八王之乱的结果,促成了匈奴贵族刘渊攻陷洛阳。晋怀帝永嘉四年(310)刘渊死后,子聪立,次年派刘曜,王弥围攻洛阳,俘怀帝,纵兵烧掠,杀王公士民3万余人,史称永嘉之乱。这种由胡汉贵族地主之间挑起的种族仇杀与掠夺的破坏,使洛阳人口又一次遭到严重的摧残。

 之后,黄河中下游的人民,为辟逃战乱、饥荒和民族压迫,纷纷渡江南迁,形成了历史上空前的移民浪潮。如果从西晋太康八年(298)算起,历东晋一代,到刘宗大明八年(464)为止,大约持续160多年。据估计,西晋末年的全国移民总数为30万户,占西晋全国总户数的(377万户)十二分之一强;占迁出地区总户数的(50万户)的二分之一弱。如以每户5日人计,移民总人数为l50万左右。另据谭其骧先生《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一文统计,河南迁出人口约为3万人,居侨居7位。

 洛阳附近的移民亦史不绝书。《晋书·王导传》载:洛阳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宋书·州郡志》:中原乱,北州流民多南渡”。随行南渡者,既有失去土地无计以生的一般流民,又有高官显贵。《资治通鉴》卷87《怀帝永嘉五年(311)》载:洛阳饥困,人相食,百官流亡者什八九。一些官宦人家多率宗族、宾客及乡党同行。如北伐名将祖逖,原在洛阳做官,永嘉五年洛阳被刘聪攻占后,他带领宗族部曲数百家南迁,寄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在南徙流民中有入闽者,据说客家可能就是这个时期开始从中原移居南方的先辗转到福建,明清时叉移居台湾。所以在台湾长辈对下辈的传授中,从未称台湾人为闽南人,而称自己是河洛人,说明台湾人在更早的时期居住在河、洛一带.很可能就在西晋末从河洛迁去的。

 人口除南迁外,还向其它方向流徙。《晋书·张轨传》上载:京洛陷……中州辟难来者,日月相继,分武威,置武兴郡治(今甘肃武威)以居之。也有少数外籍人流入洛阳柏。惠帝末年河东、平阳、弘农、上觉诸流人之在颍川、襄城,汝南、南阳、河南(洛阳)者数万家

 随着洛阳人口的外迁,人口数量减少质量下降。为充实洛阳人口,以缓劳力之不足,统治者从边远地区迁来大批少数民族。据估计,此时在河南等中原地区的匈奴人达50万左右,氏、羌人也多达50多万户,百多万口,洛阳为数甚多。这样就大大改变了本地的民族构成。胡、汉统治者为掠夺人口及财富,战乱不止。洛阳虽历代所都,久为边裔,城阙萧条,野无烟火,经济和人口都受到很大破坏。史称:自丧乱己来六十余年,苍生殄灭,百不遗一,河洛丘虚,函夏萧条,井堙木刊,阡陌夷平,生理茫茫,永无依归。公元4 8 9年,鲜卑族拓跋氏建立北魏政权,结束了北方诸王国的纷扰割据局面。493年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出动20万人(号称30万人)大军到洛阳。4 9 5年选鲜卑勇士l5万人组成宿卫军。同年,魏官人和文武百官全部迁到洛阳。北魏政权充斥洛阳的人口总数近40万。京城四面为六镇军府驻地,京畿附近30里外地区,又为勇士驻地,其次为军府将领,诸品官、亲王、嗣王、皇室、豪强及其随从的奴婢和牛畜。接着政府规定: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

 北魏迁洛后,一系列经济、政治政策的实施和安定局面的形成,使洛阳人口逐渐增多。“正光己前,时惟全盛,户口之数比夫晋之太康,倍而已矣”。《通典·食货·历代盛衰户口》即据其说,但改末四字为“倍而余矣”。京师洛阳城“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户十万九千余……”若每户5口计,总人数则超过50万。洛阳人口的激剧增加,为经济的繁荣提供了第一位的因素。《洛阳伽蓝记》卷2《景宁寺下》,有一段粱将陈庆之关于洛阳情况的谈话,足以说明北魏洛阳在历十六国战乱后出现的户口殷实,经济繁荣的局面。兹录之于下:

 “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如登泰山者卑培塿,涉江海者小湘沅。这段话可能夸大些,但却表明洛阳已是北方一个政治、文化的中心了。

 作为首都除政府掌握在册户籍外,还有大量的流动人口,主要包括民工和商人,使者、僧侣等。北魏在洛阳大兴土木,征调全国各地民工到洛阳,如景明二年(501)“发畿内夫五万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四旬而罢”。魏孝明帝元翊时,胡太后在洛阳城内建永宁寺,叉在伊阙建石窟寺,在全国征用80万民工到洛阳历24年成。北魏佛教兴盛,寺院林立,洛阳曾有寺l367所,僧尼众多。寺院的僧官和少数高级僧侣侵占佃民,广占田宅,与豪族大户一样,霸占劳动人口。此外还有周边少数民族和外国使者、商人,僧侣来洛暂住和定居。《洛阳伽蓝记》卷3所载西方诸国来洛阳贸易和定居的繁盛情况: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奠不欢附,商胡贩客,日趋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因为境内少数民族和四邻各国到洛阳来的人很多,北魏就在南郊设立了四夷馆和四夷里,外来人员先处于馆里,三年后再赐宅于里。

 公元584年,北魏分裂东、西魏,洛阳隶属东魏。同年,魏自洛阳迁都于邺,诏下三日,车驾便发,户四十万,狼狈就道”。若每户5口计,4 0万户当有200万。这与实际情况差距甚大,对此周一良先生在其《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一书中提出质疑。据《晋书·地理志》,西晋时以洛阳县所在河南郡统县l2,有户114400。北魏以后,《隋书·地理志》载,隋时河南郡统县l8,户202230。皆不足40万户之数。再者,迁邺10年后,邺所在魏郡,共领县l3,户l22613,口408028。新都邺县及其附近户数,亦与40万相去甚远。最后周先生断为户四十万为人户即人口之意。如是说笔者甚为赞同。此后东、西魏长期混战,河、洛之间,又并空竭。

 

 

 隋唐大一统封建集权政治的相继建立,结束了长达3 0 0余年的分裂局面,恢复了洛阳在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地位。洛阳人口也在历经了魏晋南北朝战乱的损耗后又呈现出增长的趋势。

 隋初,文帝扬坚采取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有利经济发展的措施,人口得以迅速发展。开皇十二年(592),以洛阳为中心的三河地带又出现了地狭人众的现象。大业年间,以洛阳为首的河南郡统县l8,户202230,以每户5.1 7人口计,有人口1045529人。其间隋炀帝迁河北2千家工艺户和全国富商大贾数万家到洛阳定居,另外,征调200万民工到洛阳进行大规模城市建设,加上人口自然增殖,洛阳城内居民约在50万左右,形成了隋之极盛,可比汉代的局面。炀帝时穷兵黩武,滥用武力。使前期一度出现的经济繁荣景象如昙花一现。之后由于自然灾害,社会混乱等原因,人口大量死亡。大业之末盗赋充斥,宫观鞠为茂草,乡亭绝其烟火,人相啖,十而四、五”。《旧唐书》卷185《李君实传》也说隋末乱离,毒被海内,率土百姓,零落殆尽,州里萧条,十不存一

 唐武德四年(621)“唐兵围洛阳,……城中乏食民食草根木叶皆尽,相舆澄取浮泥,投米屑作饼食之,皆病,身肿脚弱,死者相枕倚于道。皇泰主之迁民入宫城也,凡三万家,至是无三千家,。《贞观政要·直谏门》载贞观六年魏征谏太宗行封禅礼有曰;今自伊洛以东,暨于海岱,灌莽巨泽,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户口未复,苍廪尚虚,不应崇虚名而受实害,太宗乃止。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曰:“……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到了永徽三年,人口也只有大业中的三分之一强。翌年贾敦颐任洛州刺史,据《旧唐书·贾敦颐传》记载:“时豪富多籍外占田,敦颐括获三千余顷以给贫乏”,可见这时的人口密度已与贞观五、六年间大不相同,但还是地旷人稀,没有多少人口。

 从太宗贞观年间,到开元、天宝,经历100多年之久的休养生息,唐政府还采取迁徙外地人口入洛使洛阳人口急剧增加。武则天时,徙关内雍、同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天授二年令雍州、并州析州、同州、太州,并同入畿”。政府对有意向河洛编贯者,派官员护送到洛阳,对无籍的流亡人口也令他们到洛阳落户,并免除一年内赋役。至开元二十八年,以洛阳为首的河南府统县26,有户194746,口1183092,其中河南、洛阳县及居住在城内的人口总数约为50万,恢复了大业年间的人口数。

 唐中期安史之乱的爆发,是唐王朝由盛至衰的转折点,人口和经济在此间受到了极大的损失和破坏。洛阳及其附近是安史之乱的重灾区,户口锐减最为显著。河南府乱前有l 9万余户,到乱后就仅有l8000多户,减少了十分之九。洛阳城损失尤为严重。《旧唐书·刘晏传》载:东都残毁,百无一存……函、陕凋残。东周尤甚。过宜阳、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居无尺橼,人无烟爨(Cuan),萧条凄惨,兽游鬼哭。李白在他的《扶风豪士歌》中写道:洛阳三月飞胡沙,洛阳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如乱麻。叛军与唐军相互攻伐,均入城姿行杀掠。天宝十五年,唐向回纥借兵以平叛军,订下协议,攻克长安、洛阳时,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女子皆归回纥。天宝十六年,唐、回联军攻破叛军,恢复长安。半月后在洛阳如约,回纥兵在洛阳城尽情剽掠,肆意杀戮,广大人民陷入了灾难的深渊。

 “安史之乱平定后,藩镇割据继之而起。广明元年,汝州所募军李光庭等五百人自代州还,过东都  焚掠市肆。再加上统治阶级镇压黄巢起义时的屯驻,如韦庄《泰妇吟》所说:自从洛下屯师旅,日夜屯兵入村坞……入门下马若旋风,馨室倾囊如卷土,家财既尽骨肉离,今日残年一身苦……”。洛阳历经叛军、回纥兵和唐兵的几番抢夺与烧杀,致使“大兵之后,民无蓄积,饿殍相枕,所剩人口“多逃窜他邑以辟祸”,“编户转徙,庐井半空”。《太平广纪·肃宗朝八宝》里记述其时,“中原鼎沸,衣冠南走”,洛阳人元结带领邻里居民千余家,辟居襄、汉之间。唐中、后期,洛阳人口虽有恢复,但“总是大底居人少”,终未恢复唐以前的人口数。

 唐宋五代之际的洛阳满目是战争的创伤,洛阳附近县邑荒芜,悉为榛莽,白骨敝野,外绝居人,农业生产处于停滞的状态。张全义任河南尹后,招徕流民返回家园,开荒种地,实行屯田。由于张全义刑宽事简,远近归之如市不一二年每屯户至数千数年之间,京畿无闲田,编户五、六万一。洛阳人口的返迁和外地人口的迁入,使洛阳人口又充实起来。与此同时,张全义还进行了城内的基本恢复工作,亦使城内人口稍有聚居。但无论是城市的布局和规模、人口和经济,距离唐前期洛阳时差距甚远。

 

 

 北宋建都东京,以洛阳为西京。经一百三、四十年至宋徽宗崇宁年间,洛阳所在的京西北路,辖县16,有户127767。平均每户不到2人。若以京西北路人口的三分之一计,再加上大量不在籍人口和驻守西京的禁军,估计洛阳人口在20万左右。

 北宋前期洛阳人口持续增长,到北宋末年的靖康之乱遭到了一次扼制。靖康二年金军攻陷汴京,徽、钦二帝被虏,宋室被迫南渡,黄河流域遂成宋金、宋蒙()争夺的战略要地。人民遭到杀戮,耕地变成牧场,加之严重的自然灾害,洛阳人口随之大批南徙,形成了继魏晋南北朝之后的第二次人口大迁徙。北宋崇宁年间,洛阳及附近有户127767,到金时只剩下55635户,减少了72132户。

 元朝统治期间,中原地医遭受战争的破坏更为严重,洛阳所在的河南府路,辖9县,户9520,口65751,洛阳人口不足万人。

 明初承元末战乱,人口稀少,土地荒芜,中原诸州,元季战争,受祸最惨,积骸成丘,居民鲜少。为补充河南因地旷人稀,耕地荒芜而造成的劳力不足,明政府采取了移民垦荒振兴农业的措施,是为洪武移民。在河南府所辖的县中,洛阳又永宁、盂津等县的山西迁民为数不少。据《大明一统志》载,明洪武年间洛阳县人口曾一度达9570口,比元时河南府所辖9县的户数还多。永乐十年又发展到83124人,成化十八年(1482)85124人。明末因天灾人祸人口减少,到清初洛阳县人口约有5万,经60年后的康熙末年洛阳人口约近l0万②。乾隆年间洛阳与全国一样,人口数量陡然上升。乾隆十年,洛阳人口达20万,四十年人口又达246168人。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洛阳成为帝国主义的商品销售及原材料集散地。洛阳人民在遭受严重的封建性剥削的同时又遭受到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这种由殖民地半殖民地所造成的贫困饥饿、战争和灾荒等原因,使洛阳人口的增加基本上处于缓慢状态。民国五年洛阳县有人口591022人,二十二年减为519876口,二十八年更减为516914口。民国三十二年末有人495520人,三十五年人口稍有回升,有人口480254人。

 19484月洛阳第二次解放,6月市公安局开始解放以后第一次人口统计。其时洛阳县、市并存,市较县范围为小。市区包括城内及西工、下池、五女冢、翟家屯、西小屯、金谷园,岳家村、马坡、塔湾等城外围村庄,总计人口l05424人。    

 

 

 综上所述,我们把洛阳历史上的人口发展变化可以理出这样一个脉络;至迟约在距今5万年以前,洛阳开始有人类活动的综迹,新石器时代的伊洛河流域分布着较为稠密的氏族村落,是人类生殖、繁衍的中心地带之一。夏,商、周三代,洛阳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口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居全国领先地位。秦汉洛阳人口的持续发展,至东汉形成第一个高峰。东汉末年人13剧减,曹魏时又逐渐恢复,到西晋达一定规模。晋末兵燹不已,人口或死亡,或外迁,数量迅速减少。北魏迁都洛阳,使得人口机械增加大大超过自然增长,形成洛阳历史上人口发展的第二个高峰。北魏后期,政局动荡,人口发展又呈下降趋势。隋唐鼎盛时期,洛阳人口有50余万,形成第三次人13发展高峰。宋元以后,由于政治重心的转移,洛阳人口的绝对数和占全国的比重明显下降。

 从洛阳人口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出其趋势呈周期性马鞍状,其频率和王朝盛衰、更替相一致。在洛阳建都之初,统治者注意调整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人口逐渐增加,到了中叶,人口最盛,接着渐缓并趋于停滞。朝代更嬗、兵燹战乱的动荡时期后,人口往往锐减。

 从宏观上分析,洛阳人口的发展趋势与全国是一致的,很大程度上讲,洛阳人口的兴衰直接影响和左右着全国。东汉末年在洛阳引起的军阀混战,动荡全国,洛阳人口严重损耗的同时,也使全国人口发展出现了一个转折。东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全国人口有59486856人,经汉末和三国时代的战乱,到西晋时人口减至一千余万,减少了五分之四;于西晋洛阳发生的王朝内乱,从而导致北中国人口向南方大迁徙运动,唐中、后期的战乱也主要在洛阳,所以人口锐减最为显著.以致影响全国也是一样。安史之乱前全国有人口5000多万,乱后剩下600多万。同样,洛阳人口的鼎盛发展时期也是全国人口多之时。宋元以后,洛阳仅为洛阳县的治所之地,历史上那种万商云集,商旅往来,经济繁荣,户口殷实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此后其人口发展速度落后于全同。元时全国人口上升到5000多万,而洛阳人口不足万人;明清全国人口增殖较快,而洛阳人口发展速度只维持在一个中等县的水平,与北宋以前洛阳为都时期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制约和影响洛阳人口发展的园素很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产方式是决定人口增殖和发展的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既不可能有人类存在,也不会有人口的增殖和发展。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生产力是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则是它的社会形式。生产力不仅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而且是人口发展过程中的决定因素。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一系列条件的变化,而每当生产关系发生剧烈变动时,必然要导致人口发展的巨大变化。

 第二,在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里,生产力无大变化,而战争、灾荒、疾病使人口大量死亡的情况下,人口的多寡就成为封建王朝的立国之本。因此,从军事、政治上考虑,奖励人口繁庶就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在洛阳建立的诸王朝,立国之初都注重奖励人口增长和加强户籍管理,这就使得人口增殖和发展的又一个重要原因。秦末战争使洛阳人口严重减少,汉初刘邦采取了鼓励增殖人口的政策。高帝七年下令,凡“民产子”,可以免除二年徭役,近200年后的汉元始二年,洛阳人口增殖发展到30余万。东汉元和二年,汉章帝在洛阳下诏,除规定“人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外,又“令诸怀妊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复其夫,勿算一岁”。唐武则天时,在洛阳也采取了人口增殖的措施,令“天下百姓,皆须嫁娶以时,勿使外有广夫,内有寡女”。清代洛阳人口发展较快,与政府推行的鼓励人口增殖的政策分不开。康熙五十一年规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元年又逐步实行“摊丁入亩”,丁银和地赋统以田亩为征收对象,取消了全部人头税这样民间生儿育女就不必担心缴纳人头税了。客观上刺激了人口的迅速增殖。

 统治阶级奖励繁庶丁口的目的是为了征收赋税榨取财富。人口增殖的结果。在一定时期促进了生产的较快发展。但生产的成果又被统治者通过各种手段捞到自已手中。一方面是劳而无获,过着饥寒交迫、食不果腹的贫苦生活,一方面是不劳而获,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两者产生尖锐矛盾,到必须变更这种生产关系时,就会发生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由这种战争往往引起封建各集团之间的斗争,以及军阀的混战,残酷的战争,又使人口大量减少。历史上洛阳人口的大起大落,这种呈周期性的律动贯穿始终。

 第三,洛阳地处中原,战略地位重要,历史上许多战争都在洛阳展开,不仅次数多,而且时间也长,战争首先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其次战争必然破坏农业生产,人民逃辟、土地空虚,因饥饿无食也造成人口死亡。西晋末年在洛阳爆发的八王之乱,致使人口直接死于战祸的约在二、三十万以上,至于战乱破坏了广大地区的社会经济,人口因而流离失所,饥饿冻馁及死亡的,更不计其数。隋唐之际洛阳城的战乱,使人口减少不足3000家。唐中期的安史之乱后的洛阳“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橼。中间畿内,不满干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东至记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战争过后经济严重萎缩,人口再生产完全处于缓慢甚至停滞的状态。

 除战争外,各种灾荒对人口的发展也有直接的影响。如旱灾过后,有蝗虫为害,水荒过后有瘟疫流行。在各种自然灾害中,尤以水、旱灾为甚。据《河南历代水旱灾害统计资料》一书提供,洛阳从公元前l804年到公元l966年的3770年间,不含一般的旱灾,仅特大早、大早有l63次,平均每23年就有一次;从公元前l557年到公元l964年的3521年中,不包括一般的水灾,仅特大水灾和大水灾有197次,平均每18年就有一次。魏晋南北朝356年间,洛阳共发生大水灾20次,大旱24次,平均每1 8年发生一次大水灾,1 5年一次大旱灾。隋唐五代3 7 9年,洛阳发生大小水灾31次,平均每1 2年就有一次;大旱灾1 4次,平均每27年一次。从公元220年到公元960740年中,平均每8年就发生一次水、旱灾害。

 无情的自然灾害,使富者不能自保,贫者无以自存。随之而来的是饿馁载道,白骨盈野。据《唐本书纪》载,公元692年,洛阳发生水灾,洛水泛滥,漂流居民五千余家死者无数。70 5年洛水暴涨,坏庐舍二千家,溺死者甚众。《元史本纪》载,公元l 3 2 6年,洛阳及附近大旱,饿死者千九百五十八,饥者二万七千四百人。乾隆《河南府志》载,公元l 61 3洛阳飞蝗蔽天,草木叶一空,民间厕灶皆满,饥死者枕籍于街市。史载因自然灾荒而使洛阳人口大量死亡者枚不胜举,此不赘述。

 制约和影响洛阳人口发展的原因,笔者作了以上几个方面的考察,其中最主要的是生产方式这个主导因素,是决定人口发展的基础,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是我们今天进行人口发展规划的一个出发点。

 

主要资料来源和参考书目

  《史记》、《后汉书》,《东观汉纪校注》、《东汉会要》、《三国志》、《晋书》、《华阳国志》、《通典》、《魏书》、《洛阳伽蓝记》、《资治通鉴》、《隋书》、《新唐书》,《旧唐书》、《唐大诏全集》、《元和郡县志》、《册府元龟》、《全唐诗》、《全唐文》、《洛阳缙绅旧闻记》、《容斋随笔》、《旧五代史》、《宋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明太祖实录》、明成化《河南通志》、清嘉庆《洛阳县志》、清乾隆《河南府志》、《中华民国统计提要》、《河南民国统计资料汇编》、特尔求斯、杰拉尔德《城市增长8000年》、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王仲莹《魏晋南北朝史》、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载《燕京学报》15)、周振鹤、游汝杰《人口变迁和语言演化的关系》(载《上海社科院学术季刊》1986 4)、林富瑞、陈代光《河南人口地理、梁启超《中国人口统计》等。

注文;

   《汉书地理志》仅载洛阳户数,而无口数,以河南郡户276444,口1740279平均计每户9030人口。

清嘉庆《洛阳县志》所载洛阳洛阳县在顺治、康熙时的人丁数,没有人口数。丁数是指每户所出的壮丁数,即成年男子可任军役和劳役的数字,每户丁数平均12人,而人口总数平均每户5人左右。如按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时洛阳县有11031人丁计,则期时总人口数约在5万人左右,到康熙六十年(1721)洛阳县有人丁23110人,总人口数则近10万。          

          (原载《河洛春秋》199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