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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人文集

源源流长的洛阳方志文化


发布时间:2009年09月23日

——兼记《洛阳市志·文物志》

 

作者 来学斋

 

 洛阳,这颗镶嵌在河洛大地的璀璨明珠,从她诞生时日起,至今已有数千年的辉煌历史。她曾是夏、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含武周)、后唐、后梁、后晋等十三个王朝的建都所在地,是我国建都时间最早、朝代最多、年代最长的著名古都,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都具有重大影响。这座著名的古都蕴藏着无比丰厚的文化积淀。《河图》、《洛书》、《周易》、八卦,道家经典、儒家经学、释都佛学、伊洛理学,或肇始于斯,或渊源于斯,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思想文化宝库,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洛阳的方志纂修滥觞于魏晋时期,其标志是以记述洛阳城市建置沿革、建筑布局为主要内容的以“记”的形式不断出现。除陆机《洛阳记》外,还有杨龙骧、华延、杨住期等人分别撰著的三部《洛阳记)行世。这些早期志书现已佚失不存,仅有少量文字散存于《元河南志》、《唐两京城坊考》,清代学者王谟有诸种辑本存世,收于《汉唐地理书丛抄》。

 洛阳的方志纂修到北朝出现了一个大飞跃,其最为明显的标志是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问世。这是一部专门记述北魏时期洛阳佛寺的寺院志,反映了当时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是研究北魏历史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有极高的史学价值。

 隋唐是我国史学发展的繁荣时期,官修史书颇为盛行。洛阳城市志的纂修也进入了成熟时期。其中最富有代表意义的是唐代韦述撰著《两京新记》并刊行于世。它在中国封建时代上承魏晋下启宋元,开中国城市志编写体倒之先河。北宋宋敏求《长安志》、《河南志》多本此书,其中记述洛阳的《河南志》系司马光作序影响颇大。此后《元河南志》的体例既是承其而来。甚而是补充韦述《两京新记》的东都部分而成的。此外,唐代韦机还撰有《东都记》二十卷,该书已佚,清代学者王谟有辑本存世,收于《汉唐地理书丛抄》。

 宋元两朝,中国史学处于鼎盛时期,其标志是司马光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和宋代四大类书的问世。方志纂修与史学同步出现了繁荣景象。在洛阳地区则有《元河南志》问世,这部书巳无完本,现存的本子是清末学者缪荃孙将徐松从《永乐大典》辑录出来的《元河南志》进行校勘,整理后,收入《藕香零拾丛书》。故称藕香零拾丛书本。该志共分四卷,卷一主要叙述隋至宋时洛阳城的外郭城的范围、城门、坊的数量及方位和有关史迹等;卷二则记载了周、后汉、魏、晋等城阙古迹;卷三和卷四分别记述了后魏、隋和唐、宋城阙古迹。从全志的总体布局来看,其内容是详唐、宋,而略元代。《元河南志》自缪氏辑录后,1949年后一直未能点校,今人高敏先生以《永乐大典》中《元河南志》为底本,对该书进行点校,已由中华书局出版。

 明清时期,中国的方志篡修进入了全盛时期,洛阳的志书编修是以洛阳县志及河南府志出现,这是与洛阳的地位相联系的。明嘉靖七年(1528年)、崇祯十一年(1638年)路直和刘宏绪先后修过《洛阳县志》。清代修洛阳志者前后有过五次,顺治十五年(1658年)、康熙十年(1671年)、三十五年(1696年)武攀龙、吴源起、钱肇修先后修纂和续修作用。乾隆七年(1724年),龚松林任洛阳县令,主持纂修了新《洛阳县志》,经三年于乾隆十年新志成书刊行,这部志书有24卷,分16门,约60余万字。嗣后较有影响的是洛阳县令魏襄主持重修的《洛阳县志》。这部志书是清代阳湖派文学家兼方志专家陆继恪具体执笔修纂的,完成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全志共分66卷,析记、表、簿、志、传、录六大类,志中地图、地事、地俗皆备,表明中国方志事业至此已经完备起来。该志列传部分的l6卷,除来自正史、碑记外,有很多第一手采访而来的资料。该志除广泛收录金石文物外,并详录清代几部《洛阳县志》的序言,极有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洛阳曾长期作为河南(郡)府的治所之地,(郡)府志的编写也呈长久不衰之势,给洛阳的方志纂修事业注入了无限活力和生气。现存河南(郡)府志6种,共341卷,即明陈宣修、乔缙纂的《河南郡志》(42卷),明弘治年间刊本;清朱明魁、何柏如纂的《河南府志》(27卷),顺治十八年(1661年)刊本;清孙居修、黄正纂的《河南府志》(28卷),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刊本;清张汉纂修的《河南府续志》(4卷),雍正六年(1728年)刊本;清施诚修、董钰、张纯篡的《河南府志》(120卷),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刊本;清陈肇镛增校的《河南府志》(120卷),同治六年(1867年)刊本。其中以知府施诚修的《河南府志》最负盛名。施诚学问渊博,不拘泥于旧志的体例,敢于创新,在内容上大致按性质进行分类,使志书的编写趋于科学化;不沿袭旧志传闻,注重实地调查,纠正了旧志中的一些舛误。从而使该志的编写独具特色,成为同类方志中的佼佼者。

 

 

 星移斗转,当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神州大地再度出现了修志热潮,以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进行社会主义新型志书的编纂在全国蔚然成风。洛阳市适时地于l982年成立了地方志编纂机构,并随之开展了宣传及资料征集工作。进入90年代,随着全国修志活动的不断深入,大量志书的陆续出版发行,洛阳市志办的决策者们开始寻求自己的修志模式,探索修志的新路子。他们根据洛阳历史文化名城所具有的丰富蕴涵和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确定了《洛阳市志》的编纂必须在发掘古文化优势方面下功夫,必须充分吸收、利用专家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为志书编写服务。基于此,他们利用《河洛史志》刊物,广泛联系对洛阳历史有研究的专家学者,诚邀他们撰写专题文章,开辟“洛阳对外交往史研究”“洛阳建都朝代研究”等专栏,团结、吸引了一大批国内外著名的史志专家,刊发了百余篇颇有学术及资料价值的论文。接着他们又编辑出版了一本大型的学术论集——《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一书,汇集了30余位专家学者辛勤劳动的成果。《文史知识》“河洛文化专号”是洛阳市志办与中华书局合办的一期地方专号。通过举办这期专号,他们又联系结识了一批专家学者。高层次、大规模的洛阳地方史研究活动的开展,一方面锻炼了队伍,另一方面奠定了《洛阳市志》坚实的资料及学术基础。由此编纂出版《洛阳市志》的条件已经成熟。中共洛阳市委对市志编委会进行了调整,成立了以市长张世军为主任的新一届编纂委员会;洛阳市人民政府也正式下文,成立以常务副市长刘典立为总纂的《洛阳市志》编纂班子。经过认真研究,决定《洛阳市志》采取小篇设志、多篇多章的原则构架,篇为最高层次,下设章、节、目。总述、大事记和各专志同级并列。按照详今明古的原则,能突出洛阳特点或容量较大的篇独立成卷,其他各篇近类合并为卷,全志共分18个卷本,49个分志或述、记、录等。

 为了能够充分反映洛阳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所具有的丰富蕴涵,向世人展示洛阳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博大精深的河洛文化.洛阳市志办的决策者们大胆尝试,将原文物、考古、牡丹合为一卷出版的计划改为文物、牡丹分别单独立卷出版,考古随文物,将文物中的白马寺、龙门石窟拉出来,又单独立卷,这样由原来的一卷裂变成三卷。后来的实践证明,《文物志》、《白马寺志·龙门石窟志》和《牡丹志》单独立卷出版,既能充分显示洛阳的地方特色,又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的要求,出版后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洛阳市志》l8卷1000万字的蓝图已经绘就,为了找准切入口,以点带面,全面推动《洛阳市志》的编纂出版工作,他们确定选择最能反映洛阳特色、学术研究力量雄厚、成稿条件较好的《文物志》作为突破口。

 《文物志》的编纂工作几乎与洛阳市新一代方志的编纂同步。1981年底,洛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翌年5月洛阳市文化局成立了《文物志》、《文化志》编纂办公室,其时作为承编单位的文化局与市志办积极协作,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1983年4月,《洛阳市文物志》初稿大致编纂就绪。之后又进一步作了修订、补充,增加了市区及郊县(偃师、新安、孟津)的一些重要内容,于1984年8月编出了《洛阳市文物志》30万字的征求意见稿,次年3月内部铅印出版,夏鼐先生特为志稿题签,曹靖华、雷凌先生为志稿题词,傅振伦先生亲为赐函,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亲切关怀,全国同行纷纷赐函索取,一时《洛阳市文物志》(征求意见稿)甚为畅销。

 经过近一年的再一步征求意见,《洛阳市文物志》作为《洛阳市志·文物志》的条件基本成熟,l994年11月,洛阳市文管办和市志办联合主持召开了《文物志》评稿会,来自省内的40余位专家学者对志稿进行深入细致的评审。会后,市长刘典立委托市志办主任、市志常务副总纂袁君敬同志又召集副总纂陆新朔、来学斋及该志主编徐金星等同志共同研究评稿会后如何总纂修改问题。大家一致认为《洛阳市文物志》为《洛阳市志·文物志》的编纂提供了雄厚的资料基础,但要达到《洛阳市志》所规定的要求还相差甚远:其一,整体的内容框架设计还显不足;其二,分类还不尽科学合理;其三,缺项内容甚多;其四,志书的体例、文风还待进一步修改;其五,许多章节,包括概述必须推倒重来。市志办前后召集了10余次专家学者会议,逐章讨论写法及学术同题,30余位专家学者被邀加入撰稿人队伍,搜集和补充了大量的最新研究成果,重新改写的文字量在30万字以上,增加文字20余万字,搜集图片资料200余幅。重新修订的《洛阳市志·文物志》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从质量上,较《洛阳市文物志》大大地前进了一步。这是洛阳市志办团结、吸收学术界专家学者为志书编纂和提高志书质量而作出的有益尝试。

 经过紧张的40余天的夜以继日的埋头苦干,《洛阳市志·文物志》50余万字于l995年1月17日进厂印刷。之后又经过3个多月的数十次编校审校,4月25日由中州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问世。第一版印数1万册。

 

 

 作为《洛阳市志》第14卷的《文物志》,严格遵循《洛阳市志》的编纂体例,由概述、石器时代遗址、城址、作坊遗址、墓葬、建筑、石窟寺、碑碣、墓志、石刻、馆藏文物、近现代史迹、文博事业、附录等10余部分组成,除概述、附录外,共分10章、39节、493目,约60万字。附后彩图1张,彩色照片70幅,内文黑白图片ll4幅。集文字、图片资料于一书,融文献、考古资料于一体,《洛阳市志·文物志》对洛阳丰富的地上文物以及地下出土的文物予以了全面清理,并科学立篇,载之于志。书中对于历年来发现的各类古遗址的具体方位、发掘范围、发掘时间、出土器物的种类、数量、断代及价值等大多记载明确;对于地面所存的古城址、陵墓、寺庙及石窟的形制、沿革等力求记述详尽;对于种碑碣、墓志、石刻及馆藏青铜器、陶瓷器、金银玉石器及其他文物的形制、规格、出土时间及地点等大都描述准确,碑文及器物铭文尽可能地予全文著录(或为释文),并多附有器形及拓本照片。纵览该志,有以下四个特色:

 一是资料详实。书中全面、系统地将上起人类初始的旧石器时代,下至20世纪90年代的今天,大凡有关文化方面的遗物、遗迹和文物方面的工作、学术活动,都囊括无遗。对于有一定学术价值或鉴赏价值的文物、遗迹,都设专门章节加以详细记述,对于一般遗址,则以附录的形式载于书后。在附录三的“其他文物古迹名录”中,收录了从原始社会到清朝的遗址1087处,列出遗迹的名称、时代、地址使读者对洛阳市的文物考古成果有一个全面了解,给欲进一步研究洛阳历史文化的学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二是结构合理。椐初步统计,在洛阳地区,迄今已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存2处,墓葬l万余座,寺、观、庙30多处,石窟寺l0多处,各种碑刻、墓志7000余方,馆藏文物达40万余件。对这些浩繁的文化遗物、遗存,编纂者们采用以专题设章,以时代分节的章节安排,把专题与时代有机地结合起来,熔铸为一体。将不同的文化遗迹、遗物纳入专章之中,再按时代顺次分节展开记述,使全书既涵盖面广,又达到纲目清楚、条理明晰,表现出编纂者高屋建瓴之匠心。

 三是科学性强。主要表现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作者对遗物、遗迹分析描述,都能做到准确、如实地向读者提供第一手的原始资料;二是书中广泛地吸收了海内外学者对洛阳文物古迹研究的成果;三是作者能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而在介绍某一文化遗址或遗物又能取客观态度,把不同的观点也加以介绍,像对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商城遗址的性质、年代上,作者既有自己主张,又列举了不同学者的观点,给读者以思考的空间;四是时时注意到文物与学术之间的联系,注意文物在古代史研究中价值和作用。

 四是语言生动,文笔流畅。书中配有大量的彩色、黑白照片和插图,使读者增加对所述文物的直观感。《洛阳市志·文物志》除具有以上几个特色外,它还十分注重结合学术界的研究动态,提供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如书中专辟“城址”章,详述夏都斟鄩、商都西亳、周都成周城与王城、汉魏洛阳城、隋唐东都城,以及滑国故城、刘国故城、韩国故城、新城故城、汉河南县城、宋明以来河南府城等遗存、沿革等;并附《洛阳古城址一览表》,记载曾存于世的平阴城、伊阙城、白起城、新安故城、河清城、函谷关城、湮阳城、永固城、河阳三城、柏崖城、回洛城、古图城、燕王城、福昌城、眉城、寿安城、高齐古城等简况。尽可能求实、求准、全面系统地介绍现有的考古发现及研究成果,体现了编纂者的真知灼见。

 

(原载《人文杂志》1999年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