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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文化研究的丰硕成果


发布时间:2009年09月22日

——《文史知识》河洛文化专号介评

作者 来学斋

 

   文章简要介绍了洛阳市地方史志编委办公室与中华书局举办的《文史知识》河洛文化专号的原因及过程,评析了专号具备的三大特点,认为它是近年来对河洛文化的一次高层次、大规模的研究与探讨,是河洛文化研究的丰硕成果。

关键词 河洛文化  河洛文化圈    成果

 

 博大精深的河洛文化和辉煌灿烂的古都历史,不但是中华民族无法估价的历史遗产,而且也是世界历史文化的珍宝。在中国史前文化和进入文明社会后的文化发展过程中,河洛文化始终发挥着轴心和导向作用,因而成为华夏文明的滥觞和深远而丰厚的民族文化之基石。由于一个时期以来,对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再加上宣传工作的严重滞后,使河洛文化与其它区域文化,诸如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晋文化、秦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相比,无论是研究的广度,还是研究的深度,抑或是宣传的规模和知名度,都难于望其项背。有鉴于此,为了进一步张扬河洛文化的旗帜,确立河洛文化在全国区域文化中的中心地位,洛阳市地方史志编委办公室与中华书局决定联合举办《文史知识》“河洛文化专号’’,以宣传、研究传统文化为牵动效应,以促进洛阳经济的振兴,为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提供服务。此项活动得到了洛阳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全国学术界的积极响应。中共洛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张世军、中共洛阳市委常委、秘书长张书田分别撰写了文章,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北师大教授刘家和、厦门大学教授韩国磐、南开大学教授罗宗强、杭州大学教授陈桥驿、河南大学教授朱绍候、郑州大学教授李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学勤、史为乐、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衷尔钜分别为专号提供了力作,还有一批长期潜心于洛阳研究的本地学者,以他们各自的研究成果,亦向专号提交了颇有分量的佳作。在30名作者中,副教授级以上职称的24名,其中教授级1 5名。这是近年来对河洛文化的一次高层次、大规模的研究与探讨。纵览专号,具有以下三个明显特点。

 第一、对河洛文化的一系列概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与界说。

 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文化与文化史的研究日趋活跃,近年来掀起的区域文化研究成为这方面的一个热点。但正如李学勤先生在《河洛的历史地位与河洛文化的性质》一文时指出那样:以往讲区域文化,大都侧重于比较边远的地区,现在中原文化也被包括进来,成为区域文化研究的对象。这更有利于完整体现中国古代文化的景观”。接着他进一步解释,中原作为地域名称,有狭义和广义的区别,狭义的中原系指今河南一带,广义的中原则指黄河中下游地区。“无论怎样理解,河洛都是中原的中心。因此,今天我们在这里谈论河洛文化,可以说是把握了中原文化研究的关键。”李先生精要的阐释,指明河洛文化在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中的地位及与中原文化的重要关系。朱绍候先生在《河洛文化与河洛人、客家人》一文中,对河洛区域和河洛文化圈、河洛文化作了较为科学的界定。河洛区域是“指以洛阳为中心,西至潼关、华阴,东到荥阳、郑州,南至汝颍,北跨黄河而至晋南、济源一带地区。”朱先生认为,作为河洛文化圈,要超过河区域范围。“河洛文化圈应该涵盖目前河南省全部地区,东与齐鲁文化圈相衔接,南与楚文化圈相衔接,西与秦晋文化圈相衔接,北与燕赵文化圈相衔接。究其实质,河洛文化就是狭义的中原文化。广义的中原文化应包括齐鲁、秦晋、燕赵等文化。”关于什么是河洛文化,朱先生认为,河洛文化产生于河洛地区的包括原始社会的彩陶文化(仰韶文化)和河南黑陶文化、《河图》、《洛书》、夏商周三代的史官文化及集夏商周文化之大成的礼乐制度;还应包括综合儒、道、法、兵、农、阴阳五行各家学说而形成的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以及与儒、道思想互相融合的佛教文化等等,如此博大精深的河洛文化就构成了华夏文化,汉族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的、核心组成部分。李、朱两先生对河洛文化一系列概念的全面、系统科学的阐述,为从事河洛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朱先生还对创造河洛文化的河洛人,与客家人的关系进行了阐释:河洛人,顾名思义就是指居住在河洛区域内或河洛文化圈范围内的人。这是从台湾传回来的称谓。台湾人对由福建迁居台湾,而其祖籍在河南的人,称为“河洛人”或“河洛郎"。客家人,是指北方汉人迁居南方(闽、浙、湘、赣、两广)后,没有和当地土著人融合,通婚,而保存北方汉族血统、文化和习俗的人。客家人是汉族中的一个分支,一个民系。客家人与北方汉人的不同点是,北方汉人经过魏晋南北朝、宋辽金元与五胡、契丹、女真、蒙古等族在血缘和文化方面都有过大融合,而客家人在南方则保持了独立的存在,所以客家很自豪地认为自已保存了纯汉人的语言、习俗和文化。河洛人与客家人的共同点是,皆为北方汉人移居者,但河洛人并非全是客家人。现在的北方汉人迁居南方,更不是客家人。历史上北方人南迁的潮流中,河洛人都占绝大多数,所以河洛人就成为客家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只是概说,不能说所有客家人的根都在河洛。朱先生详尽而明了的界说,澄清了人们对这一概念的模糊认识,对于正确理解河洛文化的内涵有积极意义。

 第二、对河洛的历史地位和河洛文化的性质作了高度的概括和总结。

 河洛文化的性质,主要是由它在历史上的地位决定的。韩国磐先生在《河洛文化,源远流长》一文中指出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文化,源远流长,在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着重从夏、商、周、东汉、晋、北魏、隋唐及五代各朝洛阳为都时的辉煌灿烂历史,说明渊源于河洛地区的河洛文化在历史上的显要地位及发挥的重要作用。张岱年先生的“河洛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一文,则主要是从宋明理学谈起,指出“程朱理学是中国近古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程朱学说是洛学及其发展,这也就是说,中国近古时代的统治思想导源于洛阳。这就表明河洛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李学勤先生认为,“河洛地区有着深厚的文化积累,不仅成为中原文化的基干,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化中也有其特殊的位置及作用。由此,李先生归纳了河洛文化的四个特点,即传统性、开放性、综合性、先导性,并作了精要的阐述。例如在论述河洛文化的综合性时,他认为“河洛位于天下之中,万方辐辏,易于成为各类型文化交会融合的焦点。”这种交汇融合除了与周边地区的文化外,还“与边远的地区,甚至境外,都有一定的交往关系”。这就有利于我们更多地从综合这一方面,来研究河洛文化。朱绍侯综合有的学者观点,认为“河洛文化与齐鲁文化、秦晋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相比,其共性多于特性”。还是由于河洛文化的这种特性,就决定了它在中华民族文化中所处的核心和主导地位。    

 第三、对洛阳历史文化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地研究与探讨。

 古都洛阳历史的深邃蕴涵,不断给予河洛文化以丰厚的滋养,使其成为世界文明的一座奇峰。因此从各个方面探讨古都洛阳历史成为本专号的一个显著特点。经济、文学、哲学、历史、文物、考古、教育、方志、宗教、交通、人物等方面的文章构成本专号的主要内容。许多文章填补了洛阳研究方面的空白。如衷尔钜先生的《二程及其洛学》一文,首次从河洛文化的角度对二程及其洛学作了基本评价。认为洛学在继承孔孟学说基础上,以义理定型先秦儒家学说,从而把它提高到一新段。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本体沦上论述了儒家学说主旨,提高其哲理性;第二,强调明理不使先秦儒家学说更具理性色彩;第三,丰富发展了辩证思想,增强了先秦儒家的生命力;第四,强调人格自我完善和精神境界的提高,使先秦儒家伦理学说更具实践意义。又洛学既吸取又批判佛、道,丰富和捍卫了儒家学说。它的格物致知论对古代自然科学家去寻求和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亦有方法意义。罗宗强先生的《汉魏文章与洛阳》一文,从文学发展的角度,对汉魏时期的洛阳文学作了具体描述,对文学所产生的那个年代作了深层次剖析,使人们对“汉魏文章半洛阳”的名言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史为乐先生的《洛阳究竟为几朝古都》一文,对传统的洛阳为九朝古都的观点提出的不同看法,他运用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相结合的方法,详细地论证了洛阳作为都城的朝代包括夏、商、周、汉、魏、晋、北魏、隋、唐、武周、后梁、后唐、后晋13朝,即洛阳应是十三朝古都。并指出,不论六大古都还是七大古都,洛阳作为都城的时间最早也最久,理应居这些古都之首。”洛阳的学者立足本地优势,在文物、考古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如段鹏琦先生的《再现古都历史的辉煌——洛阳地区重要考古发现概述》一文,对建国以来洛阳地区的重要考古发现,条分缕析,如数家珍。蔡运章先生的《河图洛书之谜》一文,根据文献记载,结合现存的河图洛书遗迹,进行深入浅出的阐发,使人们对宋代以来学术界争讼纷纭的重大课题,被称为华夏文明史上的千古之谜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苏健先生的《洛阳五大都城遗址》一文,对夏都斟鄩、商都西毫、周代王城与成周城、汉魏洛阳城、隋唐东都城作了详尽的介绍与研究,指出它是“中国都市建设史上的五座辉煌灿烂的里程碑,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对人类古代文明的贡献,简直无可言概。世界上的历史文化名城能与之匹敌者屈指可数。因此它不仅是中国的财富,而且是属于世界的一份无法估价的遗产。”宫大中先生的《洛阳历史上的三大碑林》一文,罗列了太学石经碑林、邙洛地下碑林和伊阙摩崖碑林,指出“其数量之浩瀚,年代之久远,内容之丰富,书法之精绝,在全国是得天独厚,无与伦比”。此外还有余扶危、唐俊玲的《从洛阳含嘉仓的发现看我国隋唐时期的粮食储备》、袁君敬的《河洛教育话源流》、来学斋、薛瑞泽的《洛阳历代方志纂修说略》、沈福伟的《伊朗文化、印度文化和洛阳》、温玉成的《道教与河洛》等等,不乏宏论精要、新义迭出。由专号内容丰富之见,又可称是对古都洛阳历史的一次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综合性研究与探讨。

 根植于河洛大地的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博大精深和丰富蕴涵远非在这一期专号中所能充分体现,由于受期刊的性质及容量的影响,许多文章没有得到展开论述,有些还存在着深度不够,论述浅见。还有一些重大课题没有选上。这些都有待于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和深入。

              (原载《洛阳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