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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时期洛阳的图书与出版业


发布时间:2009年09月23日

    作者  来学斋

 

 隋唐五代时期的洛阳,不仅是全国政治中心,也是中外闻名的文化都城。其图书与出版业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隋朝建国之初,根据学者牛弘的建议,在全国开展了民间献书活动,“一、二年间.篇籍稍备。至炀帝继位,将秘阁藏书限写50副本,又大加搜集,藏于洛阳观文殿,计有89663卷。为了区别和查阅之便,按藏书的质量分为三品,装上不同颜色的卷轴:上品以红琉璃轴,中品以绀琉璃轴,下品以漆轴。随后又将搜集到的魏晋以来的古籍名画,在观文殿后建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古籍,西曰宝迹台,藏古画。隋皇朝派学者柳  (bin,字顾言)等,对国家全部藏书37万卷进行整理,除其重复猥杂,得正御本37000余卷。即为选后贮藏于东都的国家藏书,并编成《隋大业正御书目录》9卷。

 唐朝建立后,继续进行图书的搜集与整理。玄宗开元三年(715)褚无量校正内库所藏各书。据《唐书》记,内库旧书自高宗时代即藏中宫,年深月久,渐致损坏。褚无量奏请缮写刊校,以引经籍之道。于是上于东都乾元殿前,施架排因.大力搜写.数年间.四部充备。这次征集编校,影响颇大。史载:六年(718)八月十四日(时玄宗在洛阳),整毕四部书成,令百官入乾元殿东廊观书,无不叹骇”。开元四年(716)褚无量又协助洛阳人元行冲进行图书目录的编辑工作。他们任命各部总编辑,下设小组,分工合作,于九年(721)完成《群书四部录》200卷、序例l卷。共著录图书2655部,48169卷。继元行冲后,同乡毋  (jiong)“改旧传之失者300余条.加新书之目者6000余卷,遂成《古今书录》,分为4部,45类,著录图书306051852卷,藏于乾元殿。毋氏还编有《开元内外经录》计l0卷,著录佛,道经籍2500余部.9500余卷。玄宗开元时期.政治清明,经济发达,文化典籍日臻兴盛。据《通考》记载:开元年间,长安、洛阳“两都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其本有正有副,轴,带,帙、竿皆异色别之”。由此可知唐时洛阳图书已有可观的分类、收藏和保管技术。

 五代时期,洛阳曾为后唐的都城和后汉、后周的陪都、后梁、后晋也一度都此。他们立国多则十数年.少则几年。即使在短暂的相对统一时期,统治者也没有忘记诏求图书.加以整理收藏。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曾在洛阳发布诏文,有能以书籍进纳者,各等第酬奖。其它几个朝代也在洛阳程度不同地进行了图书的征集与校勘工作。

 隋唐时代的洛阳由于与长安具有同等的政治地位.因此其机构设置与官员配备有许多相似之处。图书整理、编著的机构设置也是一样。

 隋炀帝时洛阳建观文殿,为隋时在洛阳的图书收藏之所。唐时洛阳的乾元殿为藏书兼修书之地。乾元殿由明堂改制而来.玄宗开元五年(717),设官分掌所藏四库书,是年玄宗决定在乾元殿整理典籍,以褚无量为乾元院使。翌年改乾元院为丽正修书院.改修书馆为丽正殿直学士。八年(720)又加修撰、校理、判正、校勘各官。十三年(725)更丽正修书院为集贤殿书院,除充设官职,以掌整理、刊辑图书经籍之事外.还设有直写御书100人,拓工书手6人画直8人.装书直l4人。

 唐是通过史馆来修前代史的,贞观三年(629).洛阳亦设之,隶中书省。史馆主要官职为修撰,为朝官兼任修史之职。此外还有隶属门下省的弘文馆。唐洛阳弘文馆设置与长安相同,设大学士、学士、直学士校书郎等。弘文馆既是皇家图书的收藏、整理之所,也是一所贵族学校,一般只招收京官职事三品以上.中书门下侍郎及皇亲国戚等子孙。弘文馆与集贤院都是为最高统治者服务的图书机关,他们整理,收藏图书的目的是为朝廷检讨旧事,参议制度因革时作参考。

 唐代洛阳秘书省的设置,亦有图书馆和档案馆的性质。其设官除监、少监、丞以外,还有秘书郎4人,从六品上.掌甲乙丙丁(经史子集)四部图书,凡抄写贮藏皆分判之。校书郎l0人,正字4人,正九品下,掌典籍校勘与刊布。秘书省领著作、太史二局。唐时的著作局已徒有虚名,它不再兼修国史,唯掌撰碑志、祝文、祭文、官员的传记材料而己。由此可以看出,唐政府在图书领域里也实行高度集中的政策。

 唐时洛阳的图籍还大都为手抄本,间或在皇室的一些重要经籍和佛教典籍采用了雕版印刷。明史学家邵经帮在《弘简录》里说.唐在贞观十年(636)采用雕印之法出版洛阳人.太宗后长孙氏撰写的《女则》10篇。另唐司空图的《为东都敬爱寺讲律僧惠确化募雕刻律疏》一文中称:自洛城口口,乃焚印本,渐虞失散,欲更雕锼。此事发生在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唐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拆毁寺院,还俗僧尼。佛家经典的印本也在所难免。所以司空图才提到欲更雕锼。这次印本共八百纸

 五代时期,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由政府刻印书籍即始于洛阳。据史载,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宰相冯道、李愚奏请,皇帝敕令,将长安郑覃所刊石经运至洛阳,顾召雕字匠人,刻为印板,广颁天下,如诸色人等要写经书,井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杂本交错。”显然这又是一次颁行儒家经典标准文本的行动。与前不同的是这次采用了雕版印刷的新技术。刻校工作是在洛阳国子监进行的,先后有马缟、陈欢.段颙、田敏等数人参加,而田敏则更是20年终始其事者之一。后唐长兴三年.始据唐《开成石经》校刊《九经》,至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六月,板成.献之。印刷手段的采用,使得产品非石经所比。这样,图书之传统的手抄,刻石等制作方式,遂为印刷术所取代,这就为宋代洛阳图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由于抄书风气的盛行和雕印本出现,洛阳书肆更加繁荣了。写书、卖书成为一些贫穷文人的生活出路。贞元十年(794)崔仁亮于东都洛阳买得《研神记》一卷。其友人为其作诗曰君不见洛阳南市卖书肆,有人买得《研神记》。可知唐洛阳南市有书肆存在。五代时《九经》于洛阳刻成后,即在全国雕印卖之官印官卖在洛阳图书史上开辟了新纪元,它是图书生产、流通的一个重要方式,对雕版印刷事业的发展和加速图书流通起到了极大促进作用。

 隋唐五代时期洛阳图书业兴盛的同时。也伴随着厄运。隋炀帝时巡幸江都.从洛阳  载去大批图书随船出发,不料翻没运河中。唐初在洛阳得隋图籍,在运往长安途中。经砥柱舟覆,尽亡其书。隋代所集图书  至此损坏殆尽。唐玄宗时,洛阳图书又达鼎  盛时期,总计国家藏书已达71485卷。安史乱后,两都覆没,乾无旧籍,亡散殆尽。中唐以后,经肃宗、代宗、文宗三朝的努  力,图书复稍有鸠集。开成初年,国家所藏  四部书已达56476卷,于是四库之书复  完,分藏于十二库。及唐末黄巢起义。再陷两京.宫庙寺署,焚荡殆尽,曩时遗籍,尺简无存”。五代时期洛阳战乱迭起,图书更是毁坏严重。

 考察隋唐五代时洛阳图书与出版业发展的状况,使我们不难看出,这一发展的趋势是与政治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它为政治的需要而产生.发展,同时又因政治形势的变化而衰落.消亡。只有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才可能有真正的经济成长。同样,经济的成长与发展,又为图书与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因此,隋唐五代时期洛阳图书出版业的时盛时衰,无不以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为转移。

(原载《中州今古》198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