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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洛阳图书业的发展


发布时间:2009年09月23日

作者 来学斋

 

 魏晋北朝时期的文化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占重要一页,为其主体的图书业发展也是辉煌灿烂的。这一时期,南北战乱不息,政权更替频繁,先后在洛阳建都有曹魏、西晋、北魏三个朝代,时间为250年。封建国家的相对统一,给传统民族文化的复兴创造了条件,因而图书业在东汉罹难之后又萌发出勃勃生机。

 首先,这三个朝代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在建国初期都面临着图书的征集、校订和保管。这几项工作都在其首都洛阳开展的。魏国建立之前,曹操的部将袁涣就协助曹操收集了吕布的一些典籍。之后,袁涣又向曹操建议,要象汉初那样大收篇籍,以明先圣之教”①。据《隋书·经籍志》载,曹魏时,承大乱之后,图书散尽,因而“采掇遗之,藏在秘书中、外三阁”。在此基础上,秘书郎郑默对图书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整理,“考核旧文,删省浮秽,编撰《中经》”。因这部图书目录著作久佚,无从知其内容。但值得欣慰的是,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与努力,使汉末以来洛阳图书颓废局面已开始改变。再者,据阮孝绪的《七录》序中载:“荀勗因魏《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新簿》是按四部分类进行图书整理的。《新簿》因《中经》,由此可知。《中经》大致也是采用四分法。如是,《中经》为我国四分法的图书整理开创了先例。

 到了西晋定都洛阳,社会经济得以稳定与发展,政治局面相对安定,统治者有条件进行图书的征集与整理,晋氏承之,文籍尤广”③,图书数量较前又有了增多。这主要从三个方面来体现:一是在晋武帝泰始十年(公元274),秘书监荀勗和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④。图书用整理一词,似以此为最早。为全力以赴从事此项工作,荀勗辞去了其它职任。他说:臣掌著作,又知秘书。今复校错误十万余卷书,不可仓卒,复兼他职,必有废顿者也。”⑤可见规模甚大;二是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在河南汲郡(今河南汲县)古墓发现一批古代竹简十余万言。这些竹简均长二尺四寸(合今尺一尺七寸),每简约四十字,皆用漆书蝌蚪文”(即战国时的六国古文)抄写。由于埋藏时代久远,加上盗墓人的糟践,这些竹简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⑥,残损十分严重。武帝令这些竹简运回洛阳后,诏著名学者、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以及束晰、杜预、卫恒等人对这些竹简进行整理考证。荀勗等人前后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才将这些竹简整理出来。共有七十五篇十六部古籍,另有七篇因残损严重而不识名题。在整理过程中,荀勗还将汲冢书目编制了一份国家目录,将之列为国家藏书,藏于洛阳秘阁。出现大量古代书籍并得到及时整理,这无疑是中世纪史学上不可忽视的一件大事,所以现代学者们,把这次古籍出土和西汉孔子旧宅壁中发现《古文尚书》以及殷墟发现甲骨文誉为我国文化上的三大发现⑦。荀勗通过参加以上两次的图书整理,编成《晋中经簿》,以甲、乙、丙、丁四部分类法,总括全书,著录图书总数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⑧。足见西晋国家在洛阳整理、校订和图书生产的盛况;三是西晋时洛阳纸书渐多,表现在不仅国家藏书丰富,而且私人藏书之风甚盛。《晋书·范平传》载范蔚家世好学,有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蔚为办衣食。”著名学者张华除著述甚丰,亦喜藏书。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书谥于几箧。尝徙居,载车三十乘,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华本,以取正焉。”⑨

 西晋洛阳图书发展最终归宿,仍未逃出战乱厄运。惠帝时的八王之乱、怀帝时的永嘉之乱,不仅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同时也使都城遭到洗劫。《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载: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西晋以后,政治重心的南移,使得洛阳在文化上又一次出现衰败现象,图书业的发展呈低落时期。

 迨北魏迁都洛阳,孝文帝实行汉化政策,文化的汉化是其主要内容。早在徙人前,北魏遣使借书于齐。迁都后,曾命人检查过北魏缺少图书的情况,编定《魏阙书目录》,并以此向南齐借索书籍。此种情况很难适应新的统治者需要,“唯有经书、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补五者神智”⑩。文帝太和十九年(公元495)诏求遗书于天下。五年后秘书丞永旭编成

《甲乙新录》,这是北魏政府藏书的第一部系统目录。宣帝时秘书丞孙惠蔚上疏请求征集整理图书,并进行校书活动,使北魏洛阳藏书稍加丰备。以后校书编目在北魏三十年间从未间断,直至公元537年侯景兵烧洛阳城,文化典籍又遭到一次破坏。

 此时期洛阳在著述,编纂、译著方面亦取得进展。诸朝政府在洛阳者设立专门机构,以从事此项工作。魏仿效东汉旧制,设有东观作为收藏典籍,从事校勘著述的重要机构。魏明帝太和年间(公元227--233),始置著作郎及佐郎,隶中书省,专掌史书的撰著工作。⑾西晋于著作郎外,置佐著作郎八人,并作明确分工,“佐郎职知博采,正郎资以草传”⑿北魏迁都洛阳后,设置修史局、起居令史和起居省机构。统治者对编修史书的重视,反映了他们急于安邦立国而寻求资政的经验与教训。

 曹魏立都洛阳初期,散骑侍郎刘邵等受诏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似,几千余篇,号曰《皇览》⒀。梁王应麟:《玉海》卷五四,《艺文承诏撰》篇,认为类事之书,始于《皇览》。清末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亦采用此说。《皇览》成书于公元220226年间,早于梁元帝(公元552年~554)撰《同姓名录》三百余年(《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承此书为类书之始)。由此《皇览》是我国史学史上第一部类书的编纂,可惜今已失传,现只能总辑佚本中见到一鳞半爪。此外还有西晋著作郎陈寿撰著的《三国志》及史学家司马彪所作的《续汉书》为其时洛阳史学之典型代表作。

 自东汉佛教传入中国后,魏晋北朝时期又得以更大范围流布,翻译介绍佛教的著作日渐其多。曹魏时有天竺人昙柯迦罗,来到洛阳,译出《僧祗戎心》等,这是中国有戎律之始。魏晋之际,僧人朱士行雍州出发抵于阗,搜得梵本佛经九十章,六十余万字,于西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将其运回洛阳。后由无罗叉,竺叔兰译出,即是《放光般苦经》。西晋时洛阳佛寺林立,信徒众多,以竺法护为代表的专门译经者,潜心佛学,孜孜不倦,曾译有《光赞般若波罗蜜经》、《正法华经》等一百数十部。北魏洛阳招提柠比,宝塔骈罗⒁名僧辈出,广译佛经,佛教发展到鼎盛时期。据《开元录》载:魏在一百五十五年中,有译著十二人,所译佛籍八十三部,二百七十四卷。宣武帝、孝明帝之世,洛阳译业极盛,形成了号称“译经匠”菩提流支为首的译经集团⒂。菩提流支(道希),北印度人。于魏永平初至洛,清宁寺建成即被处于此寺。居洛三十年,译出佛籍三十部,一百零一卷。另有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等也为佛籍的翻译做出了贡献。宣武、孝明二帝身躬力行,是洛阳佛籍译业鼎盛的一个主要原因。据《魏书·释老志》载:宣武帝笃好佛理,每年常于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还亲临译殿笔受《十地经论》⒃。孝明帝熙平元年(公元516),胡太后遣沙门惠生使西域,采诸经律。正光三年(公元522)冬,还京师,所得经论一百七十部。⒄接着进行了大规模译著工作。

 佛教的大量传布,使得表现佛教内容的艺术形式也纷繁多姿。洛阳伊阙石窟的开凿即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作。它是熔佛教思想、艺术于一体的一种保存、流传形式,起到了文字、图书所起不到的作用,为图书出版另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自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宣武帝恪景明初年开始营建,历魏、齐、隋、唐、五代等许多朝代,继续在此开凿佛窟。总计有窟一千三百五十三个,龛七百五十个,造像九万七千三百零六躯;碑刻题记三千六百八十块,佛塔三十九座,⒅成为我因著名的三大佛教石窟之一。

 同时,学术著述在此时期亦争相推出。以《洛阳伽蓝记》和《水经注》成就最高。《洛阳伽蓝记》的作者杨衒之于东魏武定五年(公元547)重游洛阳,见宫室倾覆,寺塔丘墟。昔日盛况,今所不见,街之感之,因撰是书。《洛阳伽蓝记》按洛阳佛寺所在区域,分为五卷:卷一城内、卷二城东、卷三城南、卷四城西、卷五城北。共计大小佛寺八十余处,是研究北魏时期洛阳政治、文化、佛教的重要著作。《水经》一书原为谁著,颇有争议。但经郦道元作注,使其有了较高的学术价值。郦道元,字善长,范阳人(今河北境内)。北魏孝明帝时入京洛阳,曾任御史中尉。他以严谨见称,好学,历览奇书,注《水经》四十卷,这是一部专写水道的著名专著。此外,西晋洛阳秘府不但书籍盈库,而且也有前代的舆地和括地诸杂图。武帝时司空裴秀据此研制了地图制作方法,绘制《禹贡地域图》十八篇,藏于秘府。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套历史地图集。据《北堂书钞》卷九十六载,裴秀还为皇室作《方丈图》,备载名山都邑,五者可不下堂而知四方也。裴秀在编绘地图过程中,拟定了制图的六体原则: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遇直。即地图绘制上的比例尺、方位、距离等原则。裴氏在实践中总结出这一原则,为后人长期所遵循。直至明代末叶(公元1582年以后),西方传教士利马窦   来华,传入地图投影和经纬度测量等制图方法后,才使中国地图学又有了新的发展。但在此前的一千多年中,中国制图家们在裴秀制图六体的指导下,其绘制地图的技术令世界各国的同行们望尘莫及。

 文学方面著述甚丰。魏建业时期是洛阳文学上的黄金时代。七子(孔融、陈琳、王粲、阮瑀、刘桢、应瑒和徐干)的创作活动均在洛阳;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的词诗成为世代不朽佳作;西晋文学家左思以赋的形式而撰成的《三都赋》,反映了魏、蜀、吴三国都城的风土人情。文章即出,人人争相扑阅,使得洛阳都城纸价猛涨,故有洛阳纸贵”之美称。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图书书写材料发生了一次巨大变革。在东汉时代,简、帛纸并用,三国以后,纸书渐多,至晋而盛行;造纸中心也由东汉前的洛阳一带逐渐向南传播⒆。书写材料的变化为隋唐时洛阳图书业的大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⒇

 

 注释

①《三国志》卷十一《魏书·袁涣传》。

②《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

③《隋书》卷四十九《牛弘传》。

④《晋书》卷三十九《荀勖传》。

⑤荀勖《让乐事表》,见《北堂书钞》卷一O一。

⑥《晋书》卷五十一《束晰传》。

⑦朱希祖:《汲冢书考》中华书局l960版第二页。

⑧阮孝绪《七录序》作二万零九百三十五卷。

⑨《晋书》卷三十六《张华传》。 

⑩《魏书》卷三十二《李先传》。

⑾《唐六典》卷九《中书省》。

⑿《史通·史官建置》。

⒀《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

⒁《洛阳伽蓝记》。

⒂、⒃《续高僧传》卷一《  提流支传》。

⒄《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

⒅《文物》1978年第2期:《龙门石窟》。 

⒆《晋书》卷三十五《裴秀传》。

⒇谭骐骐《中国历史地图集序》。

(原载《河洛春秋》199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