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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上帝崇拜与神权政治


发布时间:2009年09月23日

作者    薛瑞泽 来学斋

 

 上帝崇拜,作为原始宗教,是原始蒙昧时代狭隘而愚昧的观念,由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人们融汇、提炼所形成的一种全新的文化。它一经产生,就受到奴隶主阶级的青睐,用来作为加强统治的工具。这在夏商时代表现得非常明显。正因为夏商统治阶级借助于上帝崇拜并使其融合于政治生活,故其政治就体现出极强的神权性。换言之。夏商奴隶社会的政治就是神权政治。上帝在夏商政治生活中所起的独特作用,使统治阶级对其恭敬有加,十分注意维护上帝的权威性,以便更有利于维护本阶级的统治。那些侮慢上帝甚而不祭祀上帝的人都将受到上帝及统治阶级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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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商时代人们崇拜上帝,认为上帝是世间万物的主宰。人们心目中的上帝是无所不能,至高无上的神,它不但可以决定人间诸事物的盛衰兴亡,而且对自然界也不无影响。

 上帝在政治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帝位的传承和朝代的更替,完全是上帝的意旨使其然,非人力所能及。从传说中的五帝时期即阶级产生时期,帝位的传承已为上  帝所决定。尧禅让帝位于舜、舜接受了天子的大命,遂类于上帝,即举行祭天大典,把自己即位之事报告给上帝,以期获得上帝的恩准和庇护。舜欲传帝位于禹。舜荐禹于天,为嗣。很显然,舜也要将自己选择禹为继承人立事通告上帝。夏禹即位之后,认为皋陶最贤,荐之于天,将有禅之意。可见在帝位禅让的五帝时期,人们心目中的上帝是有绝对权威的。

 夏启破坏禅让制,接替其父大禹之位,也将其视为天意而不容他人反对。到了春秋  时期,仍然有人认为大禹不传贤而传于子是德衰的表现。孟子则指出:天与贤,  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并进而明确到:舜、禹,益相去久矣,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可见上帝的权威性在孟子心目中仍有一定的地位。此后的商汤灭夏、周武王灭商也都说是上天之命。其实帝位的传承和朝代的更替,完全是权力之争的产物,夏商统治者以上帝所授而言之,是出于其巩固政权的政治目的。当权者是想让自己的宝座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即上帝授权于他,令其君临万民,使君权神授的观念深入人心,以平息反对者和觊觎者的痴心妄想。

 上帝不但可以决定帝位的传承和朝代的更替,而且上帝的意愿也决定了朝代的盛衰,这在《尚书》中有颇多记载。《微子》载父师云:“王子,天毒降灾荒殷邦“。《酒诰》载,殷纣王荒于酒色,导致“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如诰》也云:“天既遐终大邦殷之命。”《盘庚》中称“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从《尚书》有关文句中,可以看出,人们心目中的上帝可以兴邦,也可以丧邦,其前提是最高统治者能否惠及百姓。上帝对自然界的万物也予以管辖。上帝掌管天气是否下雨,帝令雨足年,贞,帝令雨弗其足年。”“王又岁于帝五臣王,佳亡雨。上帝也管是否刮风,翌癸卯,帝其令风。翌癸卯,帝不令风。”要想让上帝停止刮风,“其宁风,三羊、三犬、三豕。”即用羊、狗、猪三牲祭祀上帝,上帝还可以降干旱于人间,“庚戌十贞,帝其降廑”。“口辰卜 贞,帝其降我蓳。贞,帝不降我蓳。”可见上帝对自然界变化所辖范围之广。综上所论,在夏商时期人们的心目中,上帝是全能的神,它不但干预社会政治生活,决定帝位的传承和朝代的更替,而且可以凭帝王的政绩去丧邦和兴邦。它还可以对自然界诸事物的发展变化予以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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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说:基督教的社会原理辩护过古代的奴隶制。我们认为夏商时期的上帝崇拜是维护奴隶制的反动理论。残暴的奴隶主阶级用这种精神上的浊酒不但麻醉过压迫在社会底层的奴隶阶级,而且麻醉过本阶级内部不利于维护奴隶制度的阶层。

 前文已述及夏商时期上帝是万物的主宰,而天子是代替上帝行令的人,故平民百姓对上帝的命令要绝对服从,就连天子对上帝的命令也不敢违拗。奴隶主阶级借人民对上帝的崇拜和畏惧心理,以上帝的命令驱使他们去讨伐自己的敌人,这是夏商神权政治最显著的特征。夏禹南伐活动于丹江流域的三苗前,祭祀天地祖先,并聚众誓师,称济济有众,咸所朕言,非唯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夏朝当时的势力已经发展到丹江流域,而当时的三苗等部落正在向阶级社会过渡,他们也企图扩大自己的占领地,这必然与已经进入阶级社会的夏发生冲突。夏禹则认为三苗的行动能触及夏的利益,是不符合上帝意愿的,所以他要纠集夏的民众,执行上帝的命令,用天之罚,来达到消灭三苗的政治目的。

 此后的夏启与有扈氏作战,夏启同样用上帝的命令来表明自己的意旨,以蒙蔽民众。有扈氏居于今陕西中部和东部,与夏王朝基本接壤。双方都是对方拓展势力的阻力和威胁,且有扈氏当时也处于向阶级社会过渡,有较大的势力。故当夏启即位后,“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战前启发布命令时说:“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五行”是指天道而言;“三正”则是指政治措施。依此而言,有扈氏背弃天道,放弃政治措施,这完全是夏启的借口。倘若有扈氏真的“怠弃三正”,则绝然不会对夏构成威胁,他之所以如是云,正是为了迷惑行将出发的民从。以天要灭有扈氏为自己的政治目的一一即消灭威胁自己的政权的强敌而辩护,自己不过是“恭行天之罚”而已,从而使民从更加拥挤自己的军事行动。

 商在灭夏之前,还是隶属于夏王朝的一个小国。商汤为了使自已灭夏名正言顺,作《汤誓》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之。……尔尚辅予二人致天之罚。商汤如是说,是言上帝已不容夏之罪,自己害怕上帝降罪于自己,不敢不执行上帝的命令,出兵伐夏完全是执行上帝的命令而致天之罚。这对于跟随他讨伐夏桀的民众来说是颇具蛊惑力的。武王在伐纣前也称今予发共行天之罚。这些君主之所以把自己攻打政敌的军事行动说成是执行上帝的命令,一方面是为自己以下攻上而正名,另方面是为了鼓舞士气,借民众崇拜上帝的心理,使他们明白是执行上帝的命令,为维护上帝的权威性而战,而绝非为了一已之私利。总而言之,这些君王借上帝的名义说话,为的是要实现他们这些剥削者的利益。

 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夏商统治者也利用人们对上帝的崇拜和畏惧心理,来平息本阶级内部对最高统治者为政方式的不满。商汤时天下大旱,人们怨声载道,为了稳定政  局,商汤称自己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并将救旱不力的责任全部承担,史载汤言:今天下大旱,即当朕身,履未知罪于上天,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简在帝心,万方有罪,即当朕身。朕身有罪,无及万方。在这里商汤借向上帝申述自己功绩之机,将救旱不  力的责任全部承担,以求得殷民的宽恕。

盘庚迁殷时,民有不适居,人们的不满情绪溢于言表,盘庚就让贵戚近臣和他一起向臣民陈述自己的意见,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矧曰其克从先王之烈……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  底绥四方。盘庚向民众说明迁都完全是上帝的意志,  要臣民恭敬地顺从上帝的命令安居新都。如果谁顽抗不同意迁都,便会遭到上帝的惩罚,“故有爽德,自上其罚汝,汝罔能迪即其谓也。盘庚借人民对上帝的敬畏之情,将自己的迁都计划说成是上帝之命,有利于迁都计划的贯彻与执行。

 夏商统治阶级除了借上帝之命讨伐政敌和平息本阶级内部一些人不满外,还利于上帝的特殊地位,以巩固政权。首先,遵照上天的命令统治人民要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尚书·尧典》载尧曰:!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其意为你们谁能顺应上帝的命令,代替我登上天子的大位。顺天命统治人民的实质就是君王帮助上帝治理天下,舜要求其属下“惟时亮天功。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即大臣们要恭敬地对待自已的职务,时刻想着接受上天之命帮助上帝治理天下,每隔三年要检查一次政绩。遵照上天的命令统治人民还要体贴民众的疾苦。舜考察禹之后,乃作歌云:“陟天之命,维时维几。”《集解》引孔安国语云:“奉正天命以临民,惟在顺时,惟在慎微。“指明了循天命而治民者应注意的是“顺时”和“慎微”。其次,在崇拜上帝者看来,上帝还会褒扬励精图治的人,禹曾对舜说:“於!帝,慎乃在位,安尔止。辅德,天下大应。清意以昭待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体。对此《集解》引郑玄曰:“安汝之所止。无妄动,动则扰民。”“天将重命汝以美应,谓符瑞也。”意即帝王关心百性疾苦,上帝就会降符瑞以显灵。

 对于秉承上帝的意志而行事的君王,上帝会赐以勇智。商汤放夏桀于南巢,唯恐后人对此举评头品足,仲虺乃作诰称: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惟天生聪明,明 ,有夏   德,民坠涂炭,天乃锡王勇智,表正万邦。向天下后人表明了商汤灭夏,表正万邦刀,完全是上帝施予其智慧和勇气。甚而有的臣属借上帝的名义训诫国君。武丁祭祀商汤,有飞雉登鼎耳而蚼,武丁惧。祖己借此机会劝武丁先修正事,并以上帝名义训诫武丁,惟天监下民,典厥义。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绝命。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呜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无丰于昵。”“祖已借此机会告诉武丁臣民是上帝所赐臣民,对人民过分盘剥便是违反天意。在西周初年,召公总结夏、商灭亡的经验教训时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命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他总结的经验是要想保住从上帝那里接受的大命,必须敬德保民,才能享祚万代。

 通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夏商时代奴隶制的国家机构不但已经建立而且日趋完备,奴隶主阶级为了强化自己的反对统治,便把这种统治加以神化,把自己的意志解释成上帝的意志,以便随心所欲地剥削和压迫奴隶,使千成万奴隶屈服于这种剥削和压迫。上帝既然在夏商政治生活中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故夏商统治者力求达到神人合一,上帝的命令正是国王要执行的,而国君所做所为也完全符合上帝的意旨,并通过各种方式将自己与上帝等同起来。相传尧时,天下人民和睦相处,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即命令羲和恭敬地遵循上天的意旨行事,根据日月星辰的运行情况来制定历法,以教导人民按照时令节气从事生产活动。在这里尧是代天行令的人,他所表达的是上帝的意旨。大禹因治水理民有方。“于是天下皆尊禹之明度数声乐,为山川神主。“可见在人们心目中的大禹是与上帝并驾齐驱的神。少康中兴以后,“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少康将夏朝政权的地位与上帝等同起来,使人们对夏王朝的权威性与神圣性更加不容置疑。《尚书·召 》也称,成汤时得配皇天,太甲、太戊也配于上帝,祖乙、武丁也得配于上天。《孝经》“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王夫之释云:“所谓配上帝者,谓以天子之礼祀之,成其配天之业也。”依王夫之所言而论,凡天子者皆可以祀上帝之礼而祭之,天子与上帝最终达到神人合一。这是夏商神权政治的最显著特点。综合上文所论,夏商统治阶级在国家政权日臻完密的历史氛围下,让自己配天,即与上帝并驾齐驱,使自己的业绩与天同存,达到神人合一。其目的是借上帝的权威性。使自己政权罩上一个耀眼的光环,这个光环就是要巩固奴隶主政权日渐形成的架构,使自己成为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成为可以掌握生杀、征讨大权的上帝代言人。这样一来,奴隶的反抗,反对者的轻举妄动都可以借上帝的名义予以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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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崇拜被统治阶级用来作为加强统治的工具,在夏商政治生活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夏商统治阶级又转而极力维护上帝的神圣地位,对上帝大加祭祀,其礼仪极为盛大。祭品除牛羊之类的动物外,就是杀奴隶进行人祭。奴隶主阶级为了祈求上帝能够庇护自己,把成千上万的奴隶杀掉作为祭祀上帝的祭品。

 大禹治水时,禹伤先人父鲧历年之不成受诛,乃劳神焦恩,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裴骃集解引马融言云:祭祀丰洁。这表明了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虽然大禹呕心沥血,劳神焦恩,但仍然企图获得神灵的帮助,故其用于祭祀的礼品多而且干净,以表示自己的虔诚。

 不尊敬上帝甚而侮慢上帝的人要受到上帝或人间帝王的惩罚。皋陶说:非其人居其官,是谓乱天事,天讨有皋,王刑五用哉。这条材料说明,不按照上帝的意愿安排人间的官职,而是用非其才,是谓乱天事,也就是对上帝的不尊敬,所以上帝讨伐这些罪人,就是多次使用刑罚。夏帝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叛之。”≤史记·封禅书》云: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渎,二龙去之。这说明了不祭祀上帝而是乱祭其它的鬼神遭受的惩罚是严厉的。首先是辅佐他的二龙去之;.其次是“德衰”,诸侯背叛他,而离心离德,孔甲成了孤家寡人,可见上帝对孔甲惩罚之重。商王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 辱之。革囊,盛血,卯而射之。命曰‘射天’。”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正在为武乙不敬天神,侮辱上帝,暴戾恣睢,引起了上帝的愤怒,故当“武乙借于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索隐述赞”称“祖乙无道,祸因射天。”《史记·封禅书》云“帝武乙慢神而震死。”可见武乙被雷电击死,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是因为武乙不敬上帝而遭受的严惩。商汤居亳时,与葛国为邻,葛伯不祭祀上帝,商率人征讨葛伯,《孟子·滕文公下》云: 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  ?’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夺而杀之。……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

 虽然商汤征伐葛伯被附会为“为匹夫匹妇复仇”,但其根本原因是因为葛伯不象自己那样祭上帝,并且将自己馈赠给葛伯让其祭祀上帝的牛羊也吃掉了。这实际上是对上帝的大不敬。准此,商汤替上帝惩罚葛伯自然也不足为怪了。 

 综上所述,夏商统治阶级已经充分认识到并不存在的上帝在其政治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故对上帝十分崇拜,祭祀时使用丰洁的祭品,甚而包括千百万个奴隶。而那些不尊敬上帝,不祭祀上帝甚而侮辱上帝的人,都将受到不同方式的严惩,这是普遍的社会心理。

      (原载《洛阳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